日前，日本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，无视在野党反对，强行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了设立“国家情报局”的相关法案。在高市早苗政权的强力推动下，日本即将在二战后首次构建一套完整且集中的国家级情报体系。
根据法案内容和日媒报道，日本首相将担任“国家情报会议”主席，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、外务大臣、防卫大臣等核心阁僚；“国家情报局”作为执行机构，统筹政府各部门情报工作，直接对首相负责。此法案若成，意味着日本情报权力将高度集中于首相官邸。
这种体制设计，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。曾经臭名昭著的日本“特高课”，是一个和纳粹德国“盖世太保”齐名的特务机构。这个全称为“特别高等警察课”的机构，起初对内负责镇压社会运动、实施思想监控，后逐步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急先锋，手上沾染的鲜血浸透了东亚大陆。
“特高课”也是日本情报力量罪恶史的一个缩影。从明治时代起，日本大规模、成体系的对外间谍活动就从未停止。而在侵华战争中，从策划皇姑屯事件，准备九一八事变，到破坏抗日组织，扶植亲日势力，乃至随意抓捕、审讯、处决，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。
1945年战败后，日本成体系的情报力量虽遭强制解体，但很快又改头换面延续下来。上到内阁情报调查室，下到外务省、防卫省、警察厅等多个政府机构，再到各智库、企业、民间研究机构，“特高课”的影子始终若隐若现。如今，高市政权试图迈出的这一步，则是将分散的情报力量重新汇集到首相手中。
国家设立情报机构，并不天然等于危险。但对于曾经使用情报机构、动员并发动侵略战争，又没有彻底清算和反省的国家，却是极度危险的。经历过“特高课”高压统治的日本媒体，最先感受到了阴森森的凝视。有日本媒体称，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直属首相，有被政治化滥用的风险，或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，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、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。如果支持扩军才是爱国，反对战争就是可疑，舆论空间就会变形，战争准备也就有了社会基础。
从更深的战略层面看，高市政权此举，遵循着一个清晰的三步走路径：
对内，加强思想舆论控制，通过鼓吹“外部威胁”“日本有事”，强化右翼思想，煽动民族主义，诱导民众恐慌心理，进而“集体无意识”地支持扩军备战；对外，强化情报搜集，将碎片化的情报信息按照明确指向划定目标，为突破“专守防卫”、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；最终，通过重建政府架构中最为核心隐秘的情报力量，强化首相官邸权力集中，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。
这种以情报开路，推动再军事化的路径，对日本而言并不新鲜。作为军国主义急先锋的“特高课”，是否正以一种制度化的面目借尸还魂？日本加强情报系统，是否是为了更便利地走向战争？这些问题，日本政府必须做出回答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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